2016年10月12日 星期三

《戰火浮生》觀後

這齣戲令人感到沉悶、沈重、混亂又荒謬,就和戰場一樣。爽快的舞台語言與歌者、樂手交疊出的聲響又引起振奮的情感。交疊在兩種極端的情緒當中,直入心裡。


 

關於背景和結構 


劇本結構是多重的,在官網可以看到本戲主要參考了三部著作:Based on Richard Aldington's novel 'Death of a Hero', and the writings 'Notes of a Cavalry Officer' by Nikolai Gumilev and 'The Iliad' by Homer.



Death of a Hero 在出版社介紹,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主題的反戰小說,作者經歷過西線戰場,也是半自傳地將自己的經歷融合到故事裡。主角加入英國遠征軍前往法國,在大量的戰事與傷亡後獲得晉升。但主角卻越來越懷疑戰爭的本質,變得憤世嫉俗,尤其是英國當局的偽善態度,使他對這一切抱持的理想(也許是幻想)逐漸破滅,不管那是來自詩歌中歌頌戰爭的情懷,還是理想中的戰爭的意志與信念。至於Notes of a Cavalry Officer,則是另外一位俄國詩人的作品。

《伊利亞德》我並不熟悉,但那樣以詩歌描繪戰爭,戰場上各方人物與神祇的心靈面向,使得西方文學在文藝復興之後有了關注人性、而非神的焦點。本次劇作融合了這些要素,有以古代《伊利亞德》的詩歌觀點來與人類史上第一次傷亡最慘重的戰爭,第一次世界大戰來做對話。

本戲的結構也是多重交疊、相互呼應的,除上述兩個不同時空,劇作更以心理劇(Psychodrama)來作為融合不同時空的形式。在家人與親友得知喬治的死訊時,這是「現在」的時空。透過醫師要求這些人扮演伊里亞德的角色,而伴隨著藍色燈光與船槳,是「古希臘」的時空。再透過心理上的追朔,回到喬治在生前戰場上的經歷,召喚回喬治的幽魂,直接與這些親友對話,這是「喬治」、或「戰事」的時空。

心理劇中透過治療者的引導,重建某個時空,使被治療者能夠在戲劇的框架下,去重新探詢事件當初某些尚未消解的情感,或疑惑,尋找重新對話的可能,也得到宣洩。因為沒有辦法回到過去,在不瞭解的情況下,我們會啟動心理防衛機轉(defense mechanism)來嘗試解釋,避免自己直接面對而有崩潰的可能。例如喬治的父親堅信他是為了愛國而戰死,母親歸咎於父親當初為何一直要他上戰場等。綜上所述,本戲是跨越三個時空之間的對話,這在觀戲上的經驗增加了一點挑戰。

回到戲開頭的時間,1913年的巴黎。當時帝國的王權體制仍然盛行,包括奧匈帝國、德意志帝國、俄羅斯帝國等。逐漸衰敗的貴族階級,新興的中產階級不斷出現,科學與藝術的領域不斷有所進展跟突破,而來到了「現代」。在當時的歐洲社會,幾乎是征服了世界上的每個角落,到處是歐洲強權的殖民地,並且無須護照,可以直接兌換貴金屬後隨意前往旅遊。在這樣看似一切來到文明鼎盛的歐陸,卻因著傳統王權與階級體制的限制下,呈現了衰頹而遲滯,遵守舊時的教條而了無生氣,也就是戲裡頭藝術家們生存的背景。

他們想要探討:到底什麼是真正值得歌頌、讚嘆的藝術,他們是否要開始歌頌一場戰爭呢?他們提出伊利亞德作為討論,而緊接而來的⋯⋯卻是真實人生中的戰事。

1915年,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與協約國的分佈,同盟國為紅色,主要有德意志帝國、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。協約國為綠色。中壢國為黃色。但這地圖在國界上的標示有些許問題。(維基百科

這件大災難最讓人驚異之處,不在它的誕生,而在人們對待它的態度,所有歐洲人,無分階級立場,都以近乎宗教狂熱般的激情,歡迎它的到來,不管是貴族,布爾喬亞還是工人,不管是反動份子、自由派還是極端份子,不管是大都會主義者、沙文主義者還是單一主義者,不管是軍人、學者還是神學家,全都手牽著手,為戰爭的來到而歡欣鼓舞。這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重大勝利,就連在大部分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,民族主義的情緒也沸騰到了歇斯底里的高亢狀態。有些人把這場戰爭是為一個可以算清舊帳的機會,但大部分的人則把它視為一個劃清敵我界線的機會,並視自己的一方為神聖的,而敵方是邪惡的⋯⋯

雄辯家以散文或詩歌的形式,把這場戰稱謳歌為一場清洗靈性的祭儀,說它注定要恢復古老的、幾乎已經失落的英雄德行。這種因戰爭而起的愛國高熱症感染了小說家、史學家、神學家,詩人和作曲家,敵對陣營的兩邊都是這個樣子,但又以德國和奧匈帝國為最。

⋯⋯事實上,他們的狂熱,乃是數十年來對枯燥、刻板,陳腐的布爾喬亞文化的怒氣的大爆發;只有如此,他們才會對非理性、淨化和死亡表現出一種不負責任的迷戀。

《弗洛依德傳》第二冊p.348-349



雖然這不是一本專門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書籍,但也描述了某種當時社會對戰爭的反應。關於民族國家的興起、及民族意識的抬頭,眾人紛紛動用自己擅長的武器開始歌頌與攻擊,至少,在戰爭的一開始他們是這樣覺得。當羅曼・羅蘭在1915年逆著民族意識,提出了反戰的主張《超越混戰之上》(Au-dessus de la Mêlée, Above the War),是被輿論所攻擊跟反對的。


強而有力的舞台語言


舞台中央的水晶大吊燈是巨大的象徵,凝聚了上述的背景,是歐洲的文化結晶、文明的結晶。在最初的場景垂落地上,彷彿說著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,因著迂腐而階級的布爾喬亞文化呈現出的衰頹與低落。在親友的悲傷、疑惑與醫師透過心理劇的方式介入,開始有了重新對話的可能,也使水晶燈高舉舞台上方,因為只有在追尋之中才有辦法顯現出真正的意義,不管要追尋的是真理、科學、藝術還是真實的人性。

巨大的聲響與樂手的現場演出,替台詞做了最好的襯托,才使得大型的歌舞場面得以成立,許多歌者或樂手時而被吊起,時而下降,這一切場景是在訴說「戰爭」,令人感到分裂與荒謬。以這樣的舞台手法來呈現戰事與戰場,必須要抓住某個軍事的元素,例如成群結隊的軍大衣,意指袍澤,號角的聲音,以及特洛伊戰爭那時古希臘船隻的槳。防毒面具,硝煙,還有槍枝。

為何水晶燈與上述軍事元素在同一舞台而不會感到突兀?平台鋼琴是必要的道具,他與水晶燈共同的是: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家庭,富麗堂皇的大廳,小孩子必學鋼琴。而他被象徵性地使用在不同的場景中,包括船隊、火車的列車、某種軍事性的平台、處理各式文件等⋯⋯

在前面的段落中,槳與藍色燈光的搭配意味回到伊利亞德的時空,說明著人類持續地戰爭,也是在延續某種文明的傳承,替戰爭增添了藝術的特質。而在後半段比較少出現藍色燈光,可能也是與喬治思想的演進有關。

一幕在女歌者歌唱《奇異恩典》而被吊起來的同時,另一方的軍官卻是用槍管在指揮,產生了極大的分裂感。那種宗教性的奇蹟或恩典,如今居然需要靠槍枝才有辦法達成,因為你不開槍,可能下一個死的人就是你,你不會有什麼奇蹟,也不會有恩典,只有死亡在等待。

這也呼應到醫師在最初介紹心理劇時,提到佛洛伊德死亡本能(death drive, Thanatos)的概念。死亡本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提出,在這之前他強調的是性本能,或是原欲(libido),他認為那樣關於生命早期性的事件是我們一生不斷想要重現,或是驅動著我們心理動力想要去完成某事的根本,最好的情況就是進行藝術將它昇華,否則就成為精神官能症(neurosis)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,他才提出了我們較為熟悉的自我(ego)-本我(Id)-超我(superego)的概念,關於本能,也以生命本能(Eros)來涵容了原本的性本能,提出與之對立的死亡本能。他認為:「生命的目都在走向死亡」,人類天生就有一種想要死亡的驅力或是衝動。

這個概念連結到被繩索綁起而群聚的大衣、防毒面具、以及最後大衣落下而成的墳塚。在戰場上度過的聖誕節,被偽善的政府當局宣稱給予最豐盛的聖誕大餐作為勞軍,而實際上的罐頭,令人倒胃。又想到劇最初一群藝術家過著聖誕節,喝著美酒與佳餚。這一切究竟是為何呢?


喬治與戰爭


喬治是否反戰?整齣戲看下來,我覺得他並無意圖想要導向支持或反對,而僅是呈現整個戰爭對於喬治、以及喬治周邊家人與朋友的影響。喬治在最初以毛線糾纏的方式出現,在朋友V的通知下是自殺身亡,而非戰死。毛線不斷在父親、母親、V、Anna以及他妻子之間連結,像是不斷想要澄清,但此時已是一個無從發聲的幽魂。

後來,喬治的形象在心理劇中愈發清晰,完整呈現了從軍到死亡的經歷。一開始他打點整齊,與從戰場回來的軍人完全不同,他認為應該要繼續遵守這些來自規範與教條的某種既定形象,等到了戰場,卻和他想的不一樣,只能和大家一樣穿著不整的軍大衣,再裡面就是內衣了。

軍隊生活必須分配任務,在壕溝裡度過一天又一天,輪流站哨守衛。當敵軍來襲時(劇裡面設定為德軍),喬治也不得不開始思考,並與父母和妻子對話。父親仍然認為參與戰爭是一件具有愛國情操的高貴榮譽,母親則是很擔心在戰場上的生活衣食,妻子提出了袍澤之情,只有參加過戰爭與軍隊的男人,才是真正的人。

喬治也認為,能從戰場歸來才是真正的男子漢(果然被稱為戰鬥民族是有其社會文化因素)。這像極了臺灣早年的「哥哥爸爸真偉大⋯⋯為國去打仗」的宣傳從軍歌曲。更不用說,目前軍隊中的政戰系統,也是沿用自俄國共產黨,想來我們也與這戲中的概念產生了現實中的連結。直到現在仍有人認為要當兵才算男人,替代役或是免役算什麼,更甚者,也有年輕男性縱然因為體位判定免役,仍非常堅持一定要完成當兵。

喬治也開始認同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,必須要經過這些戰爭。

但很快這信念就瓦解了,第一次世界大戰引進了人類史上從未使用過的壕溝戰、毒氣戰、以及空軍和空戰的出現,消耗掉的生命,不管是在前線戰死,還是在後方餓死,都是前所未有的數字。他必須日復一日的重複文書工作,帶兵執行轟炸任務。他嘗試和上級討論這些事情的意義與必要,結果,他發現這些是來自當局政治體系下的執行命令,軍隊的存在是高度目的性與服從命令性,從來沒有士兵會在戰場上去探討,所有對戰爭的探討,可以說都是事後的。

這就如同卡夫卡《城堡》 中主角K的困境一樣,他所面對的城堡,是一個不斷運作的龐大機器,那道來自城堡的命令,就是要戰爭,不知是為何,也不知道是經過什麼樣的方式,卻要加諸在個人身上,而且你身在其中,無從抗拒。喬治甚至也失去了繪畫的能力。

戲裡軍官所說:「只有戰爭才能終結世界上一切的戰爭」,喬治回應「戰爭只會產生更多的戰爭」。與一好友討論此戲,他所說:「人在戰爭中是無法離開的,無論是來自他人的命令,或者來自己身的改變,戰爭永遠只會生出更多的戰爭。」

這些戲裡戲外的討論,以及史實,無疑是對英國史家威爾斯(H. G. Wells)的口號:「以戰止戰」(The war that will end war)最大的反諷。


終結


喬治不斷自毆、用古怪的聲調哼唱《奇異恩典》,他來到了一個死胡同,當他所認同的意義都是一場空,他又要如何確認自身生存的意義呢?他無法脫離,他連在放假時見到妻子,都離不開戰爭,一古腦兒地將各種混亂未解的情緒傾倒在妻子身上。

他的繩索,來自在戰場上的探詢與未解,是個人也是集體的,動搖了整個歐洲文明的結晶,水晶吊燈。不,應該不是上吊,更為可能的想像是:走出壕溝。

最後,水晶吊燈又垂降下來。心理劇完成時,都需要告別或再見的儀式,以讓被治療者能夠從戲劇情境當中走出,回到現實。喬治的父母對著吊燈說出最後的話,彷彿吊燈就是喬治。

喬治必須死,因為不管他認同了愛國情操從戰場返回、或是重傷終生殘疾,都再也無法使他重新拿起畫筆創作,他的精神世界與所認知的文明已經從根本之處被戰爭摧毀。

如果不死,他的父母與妻子,也會持續把既定形象和認知加在他身上:是經過戰爭洗禮的男子漢、是個英雄、是最親愛的好兒子。他只要活著,他就無法超脫這些,也無法從中有所體悟。他的探詢,在他自殺的那一刻就註定要持續下去。透過朋友V帶回來的口信,喬治的探詢才會在親友的心中萌芽,使他們有了重新思考的可能。喬治的意義就透過他的自殺死亡而得以被人們傳唱。

最後一幕是弔詭的,在墳墓旁邊,弔辭說:「只有死了才會把你當個人看⋯⋯把你當個人看?」當自以為有了意義的同時,我們就能把它奉為圭臬嗎?我也不敢肯定在我全篇中的探詢,是否真的達成了什麼意義。而留下來的問號,彷彿延續至今,持續在戰場上,或許生活就是一個戰場,詢問著每一個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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